娱乐属性背后的非娱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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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娱乐发展蔚然成风。10月13日，范周教授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知名媒体人共聚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以“娱乐真的至死吗？”作为讨论主题，与在校硕博研究生共谈娱乐在当下的影响。现将沙龙中同学们的见解进行整理，成系列发布，请大家持续关注。

娱乐属性背后的非娱乐思考

自尼尔·波兹曼以美国电视为批判文本，提出电视媒介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认知及大众文化逐渐被消解，从而提出了“娱乐至死”的命题以来，我国娱乐业的喧嚣口号也不觉从“娱乐至上”不断衍变为“娱乐至死”。当“娱乐”充满日常生活乃至发展为“泛娱乐”的滥觞，其影响已远远超越概念本身的蕴含——关于“娱乐”一词，我国《说文解字》有：“娱，乐也”。《汉语大词典》中对“娱乐”有两个解释：“娱乐（1）欢娱快乐；使欢乐。（2）快乐有趣的活动。”世界休闲组织秘书长克里斯多弗·艾丁顿博士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A.J.Veal教授在《休闲和娱乐的定义》一文中统计的有关娱乐的二十七种定义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自由时间（free time）、活动（activity）、心灵状态（state of mind）、社会阶层的象征（symbol of social class）、行动（leisure as action）、反功利（antiutilitarian）以及整体观（holistic）。

从概念本身出发探讨“娱乐”的本质和性征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娱乐”。基于以上观点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客观来看，娱乐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但娱乐带来的体验感却有着以“精神参与度”（心灵状态）为标尺的高低层次之分。比如有些娱乐产生的直接结果是“笑”甚至是“大笑”——笑在精神的层次来讲是一种低节操，某哲学家曾经说过：“真正的幸福感是笑不出声的”——“笑”或许是来源人类从同类的失败中找到成功体验的优越感——这也是当下影视作品中诸多低俗喜剧采取的策略，或许能让人在限定的时间内脱离现实，找到一种基于俯视视角的优越感，但大笑过后麻痹胜于求索，必不能真正摆脱精神的虚空。相比之下，另一种“高层级”的喜剧是近似于“悲剧”的“喜剧”，如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等作品，在揶揄过后观众会产生一种对小人物、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思索，这种“悲喜剧”的精神按摩要远远强烈于前者。在这个角度上，也就不难理解文艺学上有“悲剧”本质上也可以是一种“娱乐”的说法。

其次，娱乐在性征上亦存在着“真娱乐”和“伪娱乐”之辩。这从“自由时间”上来理解会容易得多。一个层面上，娱乐活动需要人类繁忙劳动的间隙中的时间自由，在劳动间隙采取欢乐的娱乐活动，会让身心获得抚慰和享受；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符合娱乐性征的“自由”不仅仅是繁忙劳动时间的自由，进一步来看，也应该符合主体自主选择的自由，即主体采取的娱乐应该是自愿、自由的，违背了自由意志的娱乐，它就会变得同“繁忙的工作”一样乏味。反观当下现实世界的“泛娱乐”，大家似乎都认可这样的观察和判断：我们已然进入了娱乐大爆炸的时代，文学艺术娱乐化、电视节目娱乐化、新闻节目娱乐化甚至学术研究也愈发娱乐化，现实世界的娱乐无处不在，它更像是对所有人的一种语境裹挟，如娱乐“统治者”般地侵入各个生活空间，必定违背了“自由”的本义，打破了娱乐“自由意志”的这个禁忌，代表着过度的“泛娱乐”已然悖离了娱乐本身自然地“使人欢娱”的本质特征，沦落为快餐时代真娱乐的一种悖论。

最后，正如克里斯多弗·艾丁顿博士归纳的娱乐具有“社会阶层的象征”这一特点，特别应该被注意的是，“娱乐”本质上是个并不轻松娱乐的命题：犹如月亮的另一面，在看似轻松的“娱乐”背后，隐含着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2005年，作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这本书中抛出一个惊动整个日本的概念：随着两极分化倾向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形成一个极广泛的“下流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是指卡在中产阶级与最底层之间的一个将会越来越庞大的群体。这部分群体一方面从父辈继承了生存必要的物质需求，但却缺少足够的上升动力和机会，因此凭借降低的欲望和低耗能的娱乐来满足生活。“下流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向下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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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欲望低迷的日本社会的青年现状对我国当下社会现实应该引起一定的警惕。成人具有一定理性可以抵御低俗文化的影响，而青少年由于理性认识程度有限，最容易成为泛娱乐的“消耗品”，一旦缺乏社会、家庭正确的引导机制，将严重阻碍青少年正常走向社会，甚至引发社会阶层的固化等弊端。来看一组数据：2018年中国网民平均每天手机上网5.69小时，比2017年增加1个小时，其中至少20分钟时间用来刷短视频。而在短视频用户画像中，19岁以下用户占据近35%，其中学生群体以绝对数量优势占据短视频忠实用户群主体。在抖音的用户群像中，小镇青年是最主要的用户群体。而以短视频为例，相对于城市的孩子，农村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更容易沉迷。大城市文化服务比较丰富，城里的孩子可以去看电影、去公园，或者出去旅游、学骑马，但农村的孩子没有这些条件，特别是留守儿童，一个月几十块的网费就把一个月的娱乐都承包了，生活中没有接触其他文化生活的机会和环境，只能靠刷短视频来获取欢乐或打发时光。

用“娱乐阶层理论”来理解这种现象：最下层级别的人群还处在温饱线上，他们甚至没有互联网等基础的物质条件，也就根本没有相应条件接受娱乐文化；上层级别则更倾注精力于对孩子的艺术培养，是严格区别“娱乐”的。恰恰是介于中产阶级与最底层之间的群体最容易受到泛娱乐影响，且这种影响经过代际传递会逐渐增强，导致特定阶层群体的青少年的成长受到“模式化”阻碍，严重阻碍了群体的上升通道。

关于“娱乐阶层理论”，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著名的“奶头乐”理论更可谓更“骇人听闻”，该理论来自于美国的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奶头乐”，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 “娱乐”的组合：大意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世界无需过多的劳动力，因而一大部分人口将会不用、也无法积极参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为了安慰这些“被遗弃”的人，他们的生活应该被大量的娱乐活动——比如网络，电视和游戏填满。即为了让20%的人口高枕无忧，就得采取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卸除80%的“边缘化”人口的现实不满。关于“奶头乐”的说法明显充满阴谋论且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任凭泛娱乐的形式肆无忌惮发展，它极易成为广大中下阶层人群的精神麻痹，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更甚。这严重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立场和宗旨，也有悖于历史进步的原则。

是否“娱乐”的本质属性本身就带有原罪？还是作为它的使用主体的“人”应该更加致力于打造社会良好的娱乐空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反对娱乐，但是反对泛娱乐化、反对娱乐至死的精神，它是“下流社会”的魔咒，是社会文化的一股逆流。无庸置疑，娱乐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比如短视频在教育领域也可以发挥出一定作用，成为拓展渠道，丰富村镇青少年的教育资源和教育途径。因此，受到批判的从来不应该是互联网、短视频等媒介，而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他们的科技理性和价值观念。如何给广大青少年创造良好的娱乐引导？这应该是社会联动、群策群力的过程。首先，家庭是青少年第一成长阵地，必须重视家庭引导教育的重要性。家庭的文化品位和价值取向直接对青少年产生影响，作为家长和领路人的成人不仅要让孩子们知道抖音上有吃播、有炫技，而且要让他们知道抖音上也有成长教育、科学美育以及知识百科全书......其次，在互联网碎片化时代，海量信息中并不缺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内容，但缺少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传播力的优质内容，广大文化产业内容制造者应从文化内容的深度和知识产品的系统性方面加强创作，力求打造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既有知识性、也有娱乐性的文化精品；互联网不是碎片化和粗糙化的接口，不要让互联网和娱乐化成为知识下沉的原因，而要发挥倒逼改革的作用，成为教育改革的助燃器。

让娱乐回归正常，还需要全社会理性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具有营造文化舆论氛围功能的大众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有经典的“反者道之动”之理论，延伸思考于“娱乐”精神发展，一方面我们要理解“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喜之后大悲将至，受众合理健康的“娱乐”是幸福生活的保证，然而走向极度娱乐化的“泛娱乐”，难免不失为一种社会的病态；“娱乐”是人类生活的美好追求，是繁忙劳动的合理调剂，但将单纯的娱乐作为人类生存的本质追求，必将耗费大好时光，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更是偏离了奋斗拼搏、创造价值的人生主旋律。促使人类繁衍发展的从不是沉迷于某片温柔娱乐的舒适区，而是不断在逆境中创造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大衛，《如何避免小孩走向娱乐化，空心化？》

周结，《2019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新京报，《长期沉迷短视频可能对青少年造成什么影响?》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短视频的教育梦如何实现？》

END

美   编 | 巩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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